徐宗新：新刑诉法给刑事辩护工作带来的影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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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新：新刑诉法给刑事辩护工作带来的影响与律师的应对 (2013-01-03 11:12:16)

标签： 杂谈 分类： 法律资料

新刑诉法给刑事辩护工作带来的影响与律师的应对   
徐宗新   

    引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已于2012年3月14日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更是关乎国家如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以来的首次修改，修改条文逾百条。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一样，都是1979年7月6日颁布，1980年1月1日施行。而1996年第一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刑法已经修改补充了20多次。1997年刑法“大修”以来，立法机关又对刑法修改了10余次，而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第一次修订以后，至今才是第一次。由此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多么不易，多么难得。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辩护制度作了重要完善，明确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委托辩护律师，加大了对辩护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保障力度，并大大扩展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等等。这一系列的重大修改，既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落实，同时也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着重要影响。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要注重实际运用
   “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新刑诉法第二条，有人说仅是个口号，显然过于悲观。此项规定提纲挈领，系新刑诉法之精神所在，是诉讼程序公正之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之源，“不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先进制度无不出自此条。刑诉法自此从重实体转向更重程序，从重惩罚转向并重保障权利。此项规定更是律师辩护权利之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只有通过辩护律师，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只有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才能切实保障人权，否则，保障人权就是一句空话。律师应当高举此旗，向当事人宣传其应享有的权利，向司法机关要求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向社会昭示律师保障人权的社会功能，将此项规定吃透，学好用好发挥好，真正体现一个刑辩律师的专业作用。在律师辩护工作中，在向当事人咨询时，要充分解释此条款，让他们明白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在会见时，要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阐述这个原则，让他们吃透这个原则的真正含义，主动并自觉地将之作为保障自己人权的有力武器；在与司法机关联系工作遇到阻碍时，要积极大胆地宣讲这条原则，义正辞严，底气十足，有力地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推进法治进程；在撰写及发表辩护意见时，要以此原则为纲，组织辩护理由。

   二、侦查阶段辩护人身份确立后的新工作
   （一）辩护人身份确立后新的辩护工作内容 
    新刑诉法规定，侦查阶段，律师身份是辩护人，而现行刑诉法规定律师身份是“法律帮助人”，权利仅限于“向侦查机关了解罪名；会见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逮捕后申请取保候审；代理申诉、控告”。新刑诉法下的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享有权利明显增加：
一是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便于提供更准确的法律服务方案；
    二是会见不受监听，会见次数不受限制，会见无须经批准和陪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组织犯罪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除外）；
    三是在刑拘后就可以以律师名义申请取保候审。根据实践，刑拘至逮捕期间，申请取保候审成功率较高，而逮捕后申请取保候审成功率则极低。律师不仅可以向侦查机关申请，还可以向批捕的检察院反映，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作用；
    四是与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通信，通报工作进展情况；
    五是提出辩护意见权。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辩护意见，这些意见，可以是管辖、非法取证等程序性的，也可以是无罪或罪轻等实体性的，甚至可以是提示和要求侦查机关调取某些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律师要求见面的，侦查人员必须当面听取意见，书面意见必须入卷；
    六是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将案卷移送审查起诉时有义务告知辩护律师，律师有获悉权。
    因此，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作用也大大加强，大有可为，完全也可以有所作为。
   （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无调查权
    新刑诉法规定，侦查阶段的律师的身份是辩护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调查取证？不能简单地这么看。
    首先，新刑诉法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有：咨询、会见与通信、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申请取保与代理申诉控告，比原法多了“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通信”“申请取保”三项权利，没有规定有调查取证权；其次，新刑诉法三十五条也规定了律师应当提出对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材料和意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提不出准确的辩护意见，就履行不好辩护职责。调查取证权应的辩护权应有之义。而且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不在作案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负责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种情况，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显然有调查取证权；第三，如果侦查阶段，允许律师全面调查取证，那么必然与侦查权相冲突。如一份罪证，律师如果先取到手，而依律师职业道德，因其不利于当事人而不得提供给侦查机关，那么侦查阶段很可能演变为辩护律师与侦查人员抢夺证据的大战，显然并非国家立法之初衷。
    因此，我们认为，在侦查阶段，律师有权了解案件相关情况，有权调查，但取证范围只能限于“不在作案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负责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