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官辩护的律师们

王兆峰：“赢得薄熙来的信任很难”

因代理薄熙来案的一审（2013年8月）和二审（2013年10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李贵方和王兆峰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李贵方1957年出生于内蒙古，中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和大队团总支书记。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吉林大学，直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便留在吉林大学法学院任教。1993年，他开始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在已是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如果说李贵方更具“学院派”色彩，王兆峰则多了些官方经历。王兆峰1969年出生于河南许昌，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检察院工作多年，2006年才出来做律师。王兆峰说：“我主要负责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仲裁等领域的案件，但我从未想过竟会成为薄熙来的辩护律师。”

问：薄熙来的家人大约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你们的？

王兆峰：好几年前，我们律所的律师在一次会议上和薄熙来的家属认识，后来一直保持联系。大概是2012年秋天，他的家属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为薄熙来提供辩护。

问：有媒体披露说，你们和当事人薄熙来共会见了20多次。这么多次会见是否能保证独立进行？

王兆峰：次数比这个要多，大概有几十次。基本上能保证独立进行。会见时，没有办案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但有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比如怕他情绪突然激动做出点出格的事情等，会有监管人员在旁边照看着。

问：有些给犯罪高官做过辩护的律师曾对媒体表示，第一步的难点在于取证。这次的案子，你觉得取证难吗？

王兆峰：取证难其实是个共性问题，高官犯罪案件的取证是难上加难。这类案件所涉及的证据往往牵涉国家或某地的一些机密，这些证据的保存规格较高——要么是保管这些证据的部门规格较高，要么是掌握、了解这些信息的人的级别较高，所以相对应的程序会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合理的方式是让法院去调取证据。这次案件，前半程主要是侦查机关取证，后半程主要是法院取证。

问：代理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案子，你是不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王兆峰：这是肯定的。薄熙来在案发前本身就是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政治人物，案情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跌宕起伏，宛如一场引人入胜的大戏。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被告方的律师，你可以想象压力有多大。

另一种压力来自薄熙来本人的疑虑。比如，担心我们会不会前半截好好辩护，后半截糊弄事儿；或者庭前和他说得好好的，到了庭上就消极辩护，等等。但正如我们在庭审最后阶段发表辩护意见时提到的：也许在法槌最后落下的那一刻，他才终于明白，我们律师还是忠于职守，对当事人负责的。

问：从2013年8月22日第一次上庭开始，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微博上对庭审进行图文直播，这对你们的辩护有没有影响？

王兆峰：第一天上庭，我们的注意力全在法庭上，都不知道有微博直播这回事。晚上回到住处，才听其他人说起来。我觉得这是好事，增加了透明度。但是我们该怎么辩还怎么辩，不会受到影响。

钱列阳：“刘志军谈法律头疼”

最终为刘志军辩护的是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列阳和他的助理娄秋琴。钱列阳196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从1994年开始从事专职律师工作，曾经承办2000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2006年的南京市委原书记王武龙受贿案，2010年的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受贿、滥用职权案等影响较大的案件。

钱列阳接到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为刘志军辩护的通知书，是在2013年2月1日。“因为法律上有规定，如果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必须要有律师辩护，就如同未成年人必须要有律师辩护一样。如果自己不肯请，那就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钱列阳说，

2013年2月6日，钱列阳前往秦城监狱，第一次会见刘志军。双方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钱列阳向刘志军简单介绍自己后，刘志军看了看他说：“审查起诉意见都对，我签字。”钱列阳明白了，刘志军不相信法律。“薄熙来相信法律，他不相信。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进来两年了，他不知道法律有什么用，也不想找律师。我是他见的第一个律师。”会见中，刘志军非常抵触两个话题，一个是法律，一个是高铁，他说“谈法律头疼，谈高铁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