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一部韩国民主转型的血泪史

韩国电影《辩护人》盛极一 时。在韩国，上映70天，累计观影人次达11367698名，位列韩国电影史上第八。传入中国，激起泪奔如潮，完全湮没了语言、族群与国界的隔阂。我看此片，几度落泪。时至午夜，天地俱寂，远方与希望，隐藏在巨大而静默的黑暗之中。触景生情，随手写道：

“如果你是法律人，一定要去看《辩护人》，不论你是律师，是法官，是检察官，是警察，是最普通的法务人员，你会在电影当中找到自己，并在现实当中找到方向。如果你不是法律人，希望你去看《辩护人》，不论你是父亲，是母亲，是丈夫，是妻子，是儿女，当你的身边出现了宋佑硕式的律师，请理解他，支持他，善待他。”

电影的主角宋佑硕律师，原型是韩国第16任总统、后来跳崖自杀身亡的卢武铉。因此片中的每一幕，都浓缩了韩国民主转型的血泪史。韩国人为之涕泗横流，缘于电影触痛了他们的历史伤口。中国人哭什么？

国家的转型与公民的转型，两者相互成就，最好同步发生。最起码，公民的转型不能迟于国家的转型，公民无法崛起，国家便无法彻底翻身。宋佑硕从商务律师转型为政治领袖，正对应韩国在1980年代的天翻地覆。《辩护人》的主题，即以宋佑硕的转型，呈现韩国的转型，以宋佑硕的精神历程，呈现韩国民主化的崎岖血路。

宋佑硕从逃避政治，两耳不闻民主的呐喊，到纵身跳入政治之河，中流击水，历史背景是1981年的“釜林事件”。如电影所示，这是一起冤案，出自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的捏造。釜山地区的大学生及大学出身的活动家共22名青年，被指传阅危险书籍，并在戒严的情况之下进行非法聚会，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反共法》、《集会示威法》等，遭到拘留处理。片中的朴镇宇，即这22名青年之一。

这大抵便是我们常言的“敏感案件”，律师一般都不愿接手，唯恐引火烧身。宋佑硕代理此案，担任朴镇宇的律师，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报答当年朴镇宇的母亲对他的一饭之恩，他虽犬儒，却非无情，朴镇宇被捕之后，朴母绝望的哀求令他肝肠寸断，寝食难安；第二个原因在于，对此案介入愈深，他愈发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何其专横，法律何其沉沦，此前他似乎不知（到底是不能知，还是不想知呢）政治犯，不知非法拘禁，不知刑讯逼供，不知此案的审判形同走过场……

如果第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报恩，第二个原因，可以归结为义愤，那么第三个原因，不妨归结为责任与义务。宋佑硕接手此案，他的助手竭力反对，理由十分生动： 宋律师面前的八字豁然开朗，使劲踩油门都不够，怎么能踩刹车呢？宋佑硕答道：“想让我的孩子们不要生活在因这种荒唐的事踩刹车的时代。”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与义务。作为律师，他坚信朴镇宇无罪，无罪就要收到无罪的判决，为了这一结果，他不惜“把自己安稳的人生一脚踹了”，这是一个法律人的责任与义务。

基于义愤的抗争，也许慷慨激昂；基于义务的抗争，方能坚忍一心。

记得一位智者说过：专制最邪恶的地方，不是剥夺了你的自由，而是豁免了你的责任与务。何谓责任，何谓义务？譬如说：当不义写入法律，反抗就是义务；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丧失了自由，你只能成为奴隶，忘却了责任与义务，你将永远成为奴隶。自由被剥夺已经十分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忘记了什么是自由， 忘记了捍卫自由、反抗专制，人人有责。

律师的义务，在于守护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商务律师的宋佑硕不该被苛责，他虽以赚钱为己任，却不曾违法乱纪，不曾勾兑法官，不曾欺诈客户。甚至不能 说，代理“釜林事件”的宋律师，一定比代理税务案件的宋律师高尚，单论律师的职业伦理，二者并无高下之分，至少我们不可拿后者批判前者。

只能说，相比商务律师宋佑硕，人权律师宋佑硕更有资格回答这些问题：律师何以为律师，什么是律师的义务，什么是律师的尊严。成为朴镇宇的辩护律师之后，他才发现他所处身的司法环境之黑暗，法庭之上，他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孑然一身，孤独战斗，法官、检察官，以及坐在他身边的律师搭档，都不是他的同道。问题由此浮现：在一个充满了恶法甚至无法的国度，律师何为，法律人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