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金死刑判决不应留下人治遗憾

27日上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强奸、故意杀人一案，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一审判处王书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不认定王书金是案真凶。聂树斌母亲在宣判后呼吁最高法复核王书金死刑时“刀下留人”，并启动聂案再审。 >>>新闻细读

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案和另一起聂树斌强奸、故意杀人案，两起并不相关联的案件，却因为王书金归案后的主动坦白，一案变成了“两凶”，显而易见，无论1994年发生在石家庄西郊一块玉米地的奸杀案是否属王书金所为，对于这位已经背负三条人命的罪犯而言依然难逃死刑判决，但对于聂树斌及其家人而言，不但“冤案”昭雪，恢复名誉，做出判决聂树斌死刑判决的法院需要作出国家赔偿，公众舆论也会“逼迫”当地相关部门启动责任追究，所有办理聂树斌案件的相关人员都可能被问责，但时过境迁近20年，这样的问责本身就可谓是一项“复杂工程”。

我们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心理角度分析，王书金已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横竖都是一死，主动多坦白一起案件，或还能给警方剩下些无效劳动，至少从心理上能够获得一丝安慰，而据法院摆出的证据来，被警方认定聂树斌所做的那起案件，不但距王书金曾打工的地方仅有百米，而且案件发生后，警方也曾对包括王书金及其工友们进行过调查，应当说王书金对这期案件不仅有所了解，甚至对聂树斌被抓直至被执行死刑都一清二楚，因此，王书金“主动坦白”这期案件，不外乎出于三种心理，一是故意要把水搅浑，让警方和司法部门穷于侦破，以此来延长法院对自己执行死刑时间，甚至为了侦破需要不得不改变判决；其次是“良心发现”，不愿意让一个无辜的青年为自己“背黑锅”；再次是出于那种“一锹也是死，两锹也是埋”的“江湖豪杰”思维，来满足某种“侠义”心理。

客观上就法制建设来说，20年前的法治社会状况以及办案的严谨程度都无法与今天相比，真正用今天的法制观念去衡量20年前的办案质量似乎也不够理性，因此用今天对案件的慎重态度去考量聂树斌一案委实瑕疵很多，至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重口供轻证据更是常态，用当时的眼光看待聂树斌一案，似乎还是比较严谨的，如果同时把空间前移来分析王书金的主动坦白，至少从逻辑上可以推断出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迫于对警方“办案方式及手段”的强大震慑，一般犯罪嫌疑人都会“竹筒倒豆子”，甚至会按照警方的需求“编故事”，已经身负三条人命的王书金对于警方盘查审讯，主动交代警方没有掌握的犯罪事实以避免“吃苦头”很正常；即便是其对聂树斌一案的“作案现场”有所了解，但不是自己作案，不可能交代的如此细致，尽管在作案时间和过程的某些交代与现场实际情况不一致，但从发案到王书金被抓，中间已经相隔10多年时间，这种不一致也很正常，尤其是某些细节交代甚至甚至超出了警方所勘察验证的范围，比如王书金独立供述出的现场那串钥匙，不但被当时警方作为关键证据“忽略”，甚至连聂树斌本人都没有供诉，没有作案，没有到过现场，何以知道现场留有一串钥匙？这串钥匙的主人是谁，为何没有成为现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

当然，从“一案两凶”的嫌疑一出现，聂树斌家属的不断上访申诉，这一案件前后历经6年，数次审理，也足以证明司法部门对这一案件的慎重，毫不恭维的讲，无论警方还是相关司法机关对“一案两凶”的澄清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人力和时间，更引入了新的办案理念，用“重证据轻口供”和“疑罪从无”新型司法理念最终排除“一案两凶”，但笔者恰恰认为问题正出在“同一案件，两种理念”上，聂树斌案件从侦破到判决直至执行死刑，都是建立在重口供轻证据、有罪推定且“从重从快”上，案件存在证据瑕疵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个案子放到现在的法治背景下来看，显然不会匆匆认定，法院也注定不会“草率”判决，甚至还会因为“疑罪从无”而排出聂树斌作案的可能。也是因为时间跨度10余年，证据搜集的异常困难，在同样司法理念的支配下，给王书金排出了作案嫌疑，同样，如果用认定聂树斌为作案罪犯的那套办案思维，适用于王书金身上，同样更能得出王书金是“一案两凶”真正凶手的结论。因为“王书金作案的证据链条比聂树斌的证据链条要更完整”。

另外，该案因为聂树斌家属的不断上访申诉，2005年3月16日河北省委政法委向媒体承诺，立即成立由省委政法委牵头、省公检法司机关参与的联合调查组调查聂树斌一案，一个月内公布结果，但时间已过7年，依然没有公布任何结果。河北高院对王书金这一终审判决，显然已经将聂树斌作为“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真凶罪名坐实。不仅等同于“宣布”聂树斌翻案无望，事实上这也是除王书金和聂树斌家属之外所有人最愿意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