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为何突然成为故意杀人案的嫌犯

　　警方做法备受质疑

　　此事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警方要求律师作证的举动，被指违法。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均有相关条文，确定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以及例外。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律师法》第38条也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建刚认为，张小玉夫妇已经被羁押，并不构成上述条件，警方要求律师告知其过去的事情，这是违法的。

　　“这严重违反了《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律师的职业伦理、对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赖利益，是颠覆性的。”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甫律师说。

　　“如果把它放大或者普遍化，那就不存在刑事辩护律师了，任何一个刑事辩护律师都可以让你去作证，都可以让你成为一个警方眼中的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权利如何保障呢？他的律师如何去工作呢？”王甫担忧，如果警方随时可以让律师作为证人，这对刑事辩护制度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从“证人”到“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转变”，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议。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聘教授陈永生认为，如果常玮平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这样做是合理的。但是，目前为止，警方没有证据证明律师存在犯罪嫌疑，这时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传唤他，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即便上访的人杀了警察，但这和律师没什么关系，这是警方典型的滥用职权。”他说。

　　武汉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家秦前红则认为，目前互联网上仅有常玮平一方的说法，公安机关基于自身掌握的情况，如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常玮平掌握有关犯罪事实却不予协助，甚至怀疑其与嫌疑人有相互串供、包庇的情况，在传唤的手续履行到位的情况下，是可以传唤的。

　　一些律师、学者还认为，焦作警方应该对此案回避。

　　陈建刚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0条对于“回避”有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提出回避申请，没有自行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责令其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其中一条，是“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陈建刚认为，作为受害人的同事，当地警方应考虑回避。

　　陈永生也认为，此案不宜由死亡警察所在单位或当地甚至上级公安机关侦办，而应交由其他地区的公安机关办案。

　　令常玮平意外的是，7月21日上午，遇害民警王军干遗体的告别仪式在焦作市殡仪馆举行，遗体于当天清晨被火化。此前，他曾呼吁警方“炉下留人”，理由是“王军干的遗体火化，他是否有致死的其他病因无法查明”，他认为，这个合理怀疑不能排除。

　　警方对“律师成犯罪嫌疑人”一事未予回应

　　辩护律师为什么成了所辩护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有尚未披露的案情还是警方滥用职权？7月23日，记者致电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凤兰，她表示对此事不知情，随后挂掉电话。

　　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陈凤兰没有回复记者要求采访的短信。

　　记者多次致电焦作市公安局宣传部门，均无人接听。

　　7月24日傍晚，“焦作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综合室官方微博”再次转发了官方对此事的有关通报。

　　在新华网注明时间为7月21日的《焦作市中站区许有臣、张小玉信访问题情况》中，官方解释了二人的上访缘由及上访情况。

　　通报称，许有臣原在焦作市公交总公司第一分公司工作，自1995年10月5日起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岗，经焦作市公交总公司查明并按规定将许有臣除名。

　　2007年12月20日，许有臣到焦作市信访局反映此事，要求恢复工作。次年9月25日，焦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决定，维持焦作市公交总公司的处理意见、原焦作市建设委员会的复查意见。这是该信访事项的信访终结意见。

　　通报的第二个信访问题，源于1990年代的一起纠纷。通报称，1992年，张小玉之父张志安与王封乡东王封村委会签订了一份煤矿承包合同，1993年，有关部门认为该矿生产安全不符合操作规程，责令封井停产整改并罚款4000元。张志安拒绝整改、罚款。

　　最终，村委会代交了罚款、代为整改，后决定终止合同。张志安将村委会告上法庭。此后，关于此间的经营权、补偿问题，争议了较长时间。

　　由于事件当事人许有臣、张小玉被限制自由，记者无法联系其核实上述细节。

　　处于事件舆论中心的常玮平表示，他不认同警方将他确定为证人，他将依法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