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珏：受贿罪司法认定的轨迹与趋势

王玉珏：受贿罪司法认定的轨迹与趋势

2014-01-26　来源：爱思想　浏览次数：0

1999年至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刑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所刊登的案例中涉及受贿罪的共有38例，[1]关于受贿罪具体认定的有29例。从发布的内容来看，以2009年为界，之前基本讨论受贿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如馈赠与受贿的界限、从事公务的认定等。2009年后主要关注新型受贿的具体认定，一是对象问题，涉及房产、无具体金额的会员卡、股票交易、合作投资等情形的认定；二是特定关系人在受贿案件中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的共同受贿等问题。

　　 一、受贿共同犯罪的认定—受贿共犯主体层级模式之演进

　　 受贿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刑事审判参考》选取案例时对此给予了充分关注。除了讨论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分别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共同实施同一种行为应如何定罪外，主要研究几类特殊主体的认定及共同犯罪的构成，如特定关系人、关系密切人[2]等。且为了弥补受贿共犯理论的不足，增设了“关系密切人”概念。

　　 （一）逐步采用“特定关系人”概念扩大共犯内圈范围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特定关系人的范围显然大于近亲属。对于“共同利益关系”的理解，应注意把握两点：一是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关系，纯粹的同学、同事、朋友关系不属于共同利益关系；二是共同利益关系不限于共同财产关系。[3]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犯罪的认定问题，《刑事审判参考》第585号案例[4]较为典型：国家工作人员和特定关系人共谋后，特定关系人直接接受请托事项并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行为以及下属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能否成立共同犯罪？论者认为由特定关系人直接出面接受请托事项，并收受财物的方式，虽然在形式上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直接收受财物，但二人有着共同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配合的行为。尽管请托人不明知利用了谁的职务便利，但不影响特定关系人的认定，也不影响受贿共同犯罪的认定。

　　 在斡旋受贿中，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下属关照特定关系人，之后特定关系人接受他人请托事项，利用下属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但国家工作人员对具体情形完全不知情时，由于二人有事先通谋，尽管国家工作人员不清楚具体情形或收受的金额，但特定关系人的行为并未超出二人共谋的故意范围，也未超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范围，应当成立受贿共犯。

　　 （二）以“关系密切人”概念弥补受贿共犯的不足

　　 尽管司法解释不断扩大受贿共犯内圈主体的范围，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无法通过原有规定得以解决。其一，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故意”的认定问题。且不论二者共同故意的证明难度，如果特定关系人在外打着国家工作人员的旗号接受他人的请托事项，利用国家工作人员下属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所以二人之间没有受贿的“共同故意”，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那么，特定关系人也无法以受贿共犯论处；其二，特定关系人限定于“共同利益关系”，将一些不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特殊关系”排除在共犯内圈之外，由于“共同占有”的无法证明而难以认定犯罪。如在《刑事审判参考》第584号案例中，[5]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向房产销售老板提出购房优惠要求，老板给予其妻表弟购房优惠的，不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由于被告人与其妻表弟之间不具有共同利益关系，且购房优惠不属于两人共同占有，被告人不成立受贿罪，其妻弟也不可能成立受贿的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