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诈骗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保险事业起步较晚，有关规章和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部分不法分子利用保险行业管理上的漏洞，实施各种形式的保险诈骗活动，成为当前保险业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严重干扰了保险业的正常秩序和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司法部门在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法律适用上的问题。本文拟对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作一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中此类问题的解决能有所裨益。

    一、保险诈骗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问题

    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保险诈骗罪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一直存在争议，看法各不相同，这些争议并不因为刑法的修改而停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有的认为，我国刑法上的保险诈骗罪是行为犯，金融诈骗罪各条所说的“数额较大”，并不是指行为人已骗取的财物数额，而是指行为人已实施金融诈骗活动，意图骗取的财物数额。有的认为，国外刑法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一般都将该罪规定为举动犯，但我国刑法上的保险诈骗罪则规定为结果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保险诈骗行为而没有骗取保险金的，就应当以未遂论处。有的认为，区别保险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之一就是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达到既遂状态，即是否实际骗取了保险金，未骗得保险金的，行为属于违反保险法的违法行为，如果骗取了保险金，即构成本罪。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关于保险诈骗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的阐述，都有合理之处，但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观点同我国有关法律相违背。其中第一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认为保险诈骗违反我国的保险法律、法规。所谓违反保险法律、法规，最重要的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该法明文规定了各种保险诈骗活动，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不违反保险法律、法规，仅违反保险行政法规，也就不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罪。比较而言，第三种意见有可取之处，但没有指明法律所要求的“数额较大”之规定。因此，我们认为，根据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保险诈骗罪属于结果犯而非行为犯，如果所骗取的保险金没有达到“数额较大”，就不能以保险诈骗罪论处，更不能以犯罪未遂论处。

    二、保险诈骗罪的共犯问题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构成共同犯罪，客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包括实行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主观上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包括实行故意、组织故意、教唆故意、帮助故意。根据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这三类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都牵涉伪造或变造保险事故证明材料。根据共同犯罪的理论，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明知自己出据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会给实施保险诈骗的犯罪分子提供帮助，但由于接受贿赂、碍于同学、亲友、朋友情面等关系，还是为犯罪分子提供证明文件。从客观上看，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在犯罪分子实行犯罪之前或实行犯罪过程中给予帮助，便于其实行犯罪或易于完成犯罪行为。从主观上看，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具有帮助他人实行犯罪的故意，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决定帮助犯的定罪问题，如果实行犯没有实施他所帮助的犯罪，帮助犯就失去了处罚的根据。因此，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的行为为保险诈骗罪的实行犯创造了条件，起到了帮助作用，属于复杂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如果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是出于过失而非故意提供了虚假证明文件，就不能够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以其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定罪量刑。除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外，如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和不具备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身份相互勾结，以实施保险诈骗为目的，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相互勾结，实施保险诈骗的，应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实践中，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内外勾结共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如何定性？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构成贪污罪，有的认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有的认为应以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共同犯罪人在实施共同犯罪时，尽管其分工不同，但其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有身份的人与无身份的人相互勾结，应以共同犯罪整体行为表现的性质为依据，而不能只局限于犯罪特征的某一个方面。因此，我们认为正确认定“内外勾结”共同实施保险诈骗犯罪，应依据以下原则，应以主犯的基本特征来决定，主犯的性质决定从犯的性质。犯罪中，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起主要作用，就以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身份来确定犯罪的性质，如是国家工作人员就定贪污罪，如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就定职务侵占罪。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就以保险诈骗罪定罪量刑。

    三、保险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