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死刑辩护之“天下第一人”

　　传奇，这是他给我的第一感觉，作为死刑辩护的“天下第一人”，总让人惊为天人。但走近他，看到的是儒雅，是淡定，是那份气定神闲。凭着的是对刑事辩护的热爱，对死刑辩护的执着，对生命的敬畏，他选着了刑事辩护，选着了死刑辩护，选着了对生命的救赎。这份工作，需要的是信心，恒心，耐心和悲悯天下胸怀苍生的佛心。

　　死辩“天下第一人”，修炼的是自己，拯救的是他人，回报的是社会。这就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仝超大律师。

　　基于有着公安工作的原因，仝律师对刑事辩护有着异乎寻常的感觉，他做律师之初，遇到的第一案，就是一个故意杀人案，两条人命被害。对于做过刑事警察的仝超来说，他对这种案件很熟悉，但角色换了，由原来的抓人者变成了救人者。角色互换，意识完全变了，想法也就不一样，多了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对家国的思考。

　　“最近几起死刑案件，从药家鑫案到吴英案网络上关注度很高，为何死刑案件引起这么多的关注？”记者问道。

　　仝超：死刑一直是社会热点问题，在刑法领域也一直是关注的重心之一，这些年国际上死刑问题法律法规很多，这也影响到中国对死刑的态度。总的来说，中国社会对死刑的态度是越来越向国际社会靠拢，这是积极的表现。但问题也很多，特别是社会民众对死刑的态度和认知与社会发展还有很大差距。

　　记者：中国能废除死刑吗？

　　仝超：这不是能否废除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合适的路径和方法控制死刑，是必要的，中国在往这个方向走。首先是司法适用上的严格控制，在司法上逐渐收缩死刑的适用，最高法院出台了不少此类的司法解释，对死刑的严格研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次是在立法上逐渐减少死刑的罪名，这是消除死刑的最直接方式，《刑法修正案八》就是通过直接消除死刑的方式消减了13个死刑罪名。这样下去，逐渐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直到最后的故意杀人罪等少数暴力犯罪死刑问题，这个问题难度最大，因为“杀人偿命”的观点，以及民众生命安全感的维系，死刑威慑有着很强的心理依赖性，彻底废除，许多人心理安全会接受很强的挑战，关于这一小部分的死刑，可以“留而不用”，为社会心理和社会安全的双重需要。

　　记者：中国能给出个时间表吗？

　　仝超：这确实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许多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废除时间表。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也是难以实现的。死刑的罪名废除，有着社会条件，时机，等多种因素影响，即使条件成熟了，还有着个时机问题，即使时机有了，还有个路径的问题，这些在时间上是有滞后点和时间差的，而且社会环境和偶发事件的发生，可能会打断这种时机性，大大延缓或缩短废除的时间进度。而且社会条件和时机的判断，是有主观性的，差别很大，不同的专家和政治领导人，会有着不同的判断，因此时间上的确定性是不存在的，大的方向是有的了。

　　在大的方向确定的情况下，事实上路径的选择和把握，是很重要的，这是技术操作层面的事情，精细的技术，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太重大，涉及到整个刑法的面貌和历史。

　　记者：在目前的情况下，刑辩律师要在死刑案件上辩护有何作为呢？

　　仝超：其实，刑辩律师在死刑案件上，是可以有大的作为和作用的。目前我国的死刑罪名还比较多，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还是很多，在这些案件上，律师是可以有着很大的辩护空间和辩护作用。死刑的控制，首先在司法上的控制，严格控制司法判决的数量，力求每一个案件做到全力以赴，发挥辩护的做大效用，是刑辩律师的工作职责。在个案上精益求精，是控制死刑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途径。我国死刑政策上，有着许多精细的地方，需要辩护律师发掘和探询，努力为案件服务，争取到为当事人保留生命的希望。

　　但是，我国的刑辩律师，在死刑案件的辩护上，真正做到研究的人，很少，这需要细致的工作态度和热情，死刑案件的辩护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刀下留人”的辩护工作和效果，来自于细致入微的探究和精益求精的辩护努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只有金刚转，才揽瓷器活，因此，磨砺出金刚转，是辩护的根本，这个工作，需要刑辩律师个人的努力和实践，智慧和勇气。

　　记者：在死刑的问题上，中国的律师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仝超：其实，律师作为法律人的一部分，法治的进程少不了律师的参与。在死刑上，中国的律师应该振臂高呼，同法学家，媒体，一起努力。在死刑的个案上，以个案推动法治的进程，努力让每个死刑个案，成为废除死刑的契机和实践，这是切切实实的死刑废除工作，中国的死刑案件降下来了，那么目的也就达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