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索型绑架罪认定，绑架罪判多少年

勒索型绑架罪认定，绑架罪判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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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公安局和检察院该不该赔偿

江西创业受囹圄 官场异化到极端

一、警匪一家，投资商无辜遭绑架

二、警匪联手，无辜投资商啷铛入狱，百万资产化乌有

就在我被绑架的第四天即2007年7月7日。我第三次被转到共青城珍珠湖宾馆的上午，我经不起绑匪们的折磨，于是写下了把玉光制衣厂无条件全部转让给袁有兵时，可这邦绑匪又提出一个条件，要先付20万元现金。最终答应付10万元现金，10万元打欠条，等拿到10万元现金后即放人。绑匪们说：“明天10万元现金没有拿来，你办的厂现在是我的，我就把你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搬走，”我说：“我们厂都在正常生产，生意红红火火，每天晚上都在加班到十一点，8月中旬货款才能回笼，10万元现金只有等你们放我后我才能办理”，绑匪们在袁有兵的指使下，就是不从，在这期间我厂的付经理田泽云、黄经理等人先后到米粮铺派出所、共青城公安局、共青城公安局刑侦分局报案，可米粮铺派出所说此案已由共青城公安局负责，找到共青城公安局时，共青城公安局说这案子由局刑侦分局负责，等再找到共青城刑侦分局时，公安分局的人却说：“张科里是个大骗子，既骗钱又骗色，我们不管了，这是经济纠纷你们自己协商放人好了”。一直拖到第四天，即2007年7月8日，袁有兵一邦绑匪纠集很多不明身份的歹徒，在一上午之间把我投资一百多万的制衣厂一抢而空。连职工上机坐的木板凳都一个不留，更可怕的是在抢劫现场还有公安干警五六人之多，当时我厂的客户，福建的蔡总向公安局干警下跪求情并向公安局支付了一千元的好处费，叫他们制止，可公安局收完1000元钱后，便去喝酒，象这样的社会败类，当他们举杯的时候，是否想到，他们喝进去的是老百姓的“鲜血”啊！真是劫匪在抢，公安干警在维持“秩序”啊！就在被抢前，我厂的保安人员张三喜把厂车间的大门用铁链子锁锁住，可歹徒门用铁棍撬开厂门，而在现场的公安干警和姚仁峰、陈少华局长却置之不理，且大声张扬：“不是‘抢’而是搬”。天呐！光天化日之下，主人被绑架，所有财产一一拿回去变为私有，不是“抢”还是“搬”。谎唐！天大的笑话！厂里成品服装，总经理办公室的办公用品，连窗帘布都一抢而空，而保安公司的总经理陈吉安、公安局局长姚仁峰、陈少华为什么不闻不问呢？事发现场视而无睹，更可怕的是公安局长姚仁峰、陈少华局长且公开叫喊是“搬”呢？土匪，比土匪还土匪，是在公安局保护下的“新式土匪”，是和谐社会下的“创新土匪”。是真正的警匪一家,坑害百姓一方的祸国殃名的土匪,我要诅咒,我要控告！

我厂在2007年七月七号中午被抢后。当天我的七十五岁高龄父母从湖北黄梅赶到了共青，当他们来到昔日如此昌兴的制衣厂，却眼前一片狼迹，只有灰尘，只有惨不忍睹的“伤心”境地 从教一辈子的老园丁，为国奉献一生的老校长被眼前的景象击晕了，禁不住父母双双老泪纵横 2007年7月8号下午五点多钟，我厂的黄仁忠经理带着我的父母亲同公安局的姚仁峰局长见面，姚局长在其办公室对我父母只谈钱，不问事实，我厂黄经理同他谈债务与法的关系可姚局长不理采，只说“你们交二十万元就放你儿子 ”。 傍晚时分最后同意安排我母亲与我在共青城红绿灯转盘处的一家茶楼见面（此时我的父亲被公安局要二十万元钱惊吓，外出后下落不明。当天晚上，厂里的人员，已报警，第二天下午又在德安公安局也报了警）。当时我母亲再三哀求下，叫公安局出面请绑匪放人，那时袁有兵他们才把我从共青城一偏僻的绑架地点送到共青一处茶楼。在那里等候的有我的老母（父亲当日神经已“错乱”失踪，后找到，从此长病不起，直今生命垂危，失去语言，现一直在黄梅县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有湖北黄梅同乡会会长蔡海涛和另一位长者（我不认识），厂里的谢月娥，公安局办案干警二人（我不知其名）没等我们说两句话时，公安局干警就把我带到共青城刑侦大队，当晚我向公安局苦诉“衷肠”，从被绑架三日开始的点点滴滴，公安局当晚只做办厂投资的笔录，不问绑架之事，相反还把我强行送往德安县看守所羁押至今（当时我的右手刚做完纫带连结手术，伤口的线还没有拆完，手铐的损伤和后期狱中无法治疗，致使出狱后手以残疾。时长达一年另二十八天之久。就在我被羁押的第二天，我厂的副经理黄仁忠、沈金池、张三喜一行又到了九江市公安局报了案，可九江市公安局督察支队打电话给共青公安局，共青公安局回答是此案正在处理之中。另我厂的田泽云经理一行还给江西省的电视台记者打了电话，电视台说第二天来采访，但还是无音信。

三、官场异化，投资商蒙冤坐牢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