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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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调整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公安厅联合出台了《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我省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进行了调整。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贺恒扬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调整背景

　　记者：请介绍一下《规定》出台的背景，为什么要对我省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进行调整？

　　贺恒扬：近些年来，我省盗窃犯罪的数量在各类犯罪中一直居于首位。检察机关审查批捕的普通刑事案件中，涉嫌盗窃犯罪人数占批捕总人数的比例，2009年为26.1%，2010年第一季度为24.5%，是危害社会治安的主要犯罪。在全部盗窃案件中，小数额犯罪人数居高不下。这些小数额盗窃犯罪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轻刑判决率较高，大部分被判处缓刑、拘役、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犯罪主体多为农民或城市无业人员，未成年人所占比率较大；犯罪对象多为常见、零散物品，如手机、自行车、家畜等；犯罪人员多为初犯、偶犯，这一特征在未成年人盗窃犯罪中更为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既有复杂的社会根源，也与我省规定的盗窃犯罪数额标准过低有直接关系。

　　1998年4月省公检法印发的《关于确定我省盗窃罪数额标准的通知》，将我省盗窃罪定罪数额标准规定为800元，这是综合考虑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收入情况和不同区域的差异等因素确定的。现在看来，800元的盗窃罪定罪数额标准已经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亟待提高。一是从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十几年过去了，全省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十多年前显著提升，因此，同样盗窃千元左右的财物，现在与以前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是有明显差异的，只有相应提高定罪标准，才能客观体现盗窃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二是从与其他省份对比情况看，山西、黑龙江、安徽、甘肃等经济状况落后于河南的省份，其盗窃罪数额标准都高于河南，而河南依旧保持800元的标准是不恰当的。三是在当前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提高我省的盗窃罪定罪数额标准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省检察院提出了提高我省盗窃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意见，经与省高法和省公安厅协商，达成共识，会签了这个文件。

　　调整依据

　　记者：请问制定《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贺恒扬：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对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等不同档次的处罚作了规定。1998年3月“两高一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将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规定为以500元至2000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5000元至2万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3万元至10万元为起点，并且授权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状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的具体数额标准。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我省将盗窃罪三个档次的数额认定标准分别确定为1000元、1.5万元和6万元，符合《刑法》的规定和“两高一部”的授权范围，因此，《规定》是具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效力的司法性文件。

　　调整意义

　　记者：请介绍一下《规定》出台的意义。

　　贺恒扬：《规定》执行后，盗窃犯罪定罪标准有所提高，对一些小额盗窃行为不再按犯罪追究，盗窃犯罪的数量将会有所减少，这样会直接改变我省刑事案件的结构，相应的，整个政法机关的执法状况、各个诉讼环节的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看，我省小数额盗窃犯罪人员主要是贫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及学生，这些弱势群体的犯罪诱因有更为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对这部分人员大量动用刑罚，可能引发更多社会不稳定问题。并且，这些小数额盗窃案中初犯、偶犯较多，多数犯罪人员社会危害性不大，对他们采取宽缓的、非刑罚方法处理，更多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教育和挽救，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防止交叉感染，利于这些人员改过自新。从顺应时代潮流的角度看，我们出台《规定》也符合国际上轻刑化、非犯罪化和非监禁化的大趋势。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上看，提高盗窃案件的刑事追诉标准，可以缩小对小数额盗窃行为的刑罚打击面，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有利于政法机关集中力量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对打击盗窃犯罪的影响

　　记者：《规定》提高我省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会不会影响对我省盗窃犯罪的打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