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类型】浅谈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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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法律结构的内部关系。如前所言，法律结构是由类似《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等相关法律或条款整合而成的。立法体例不论是分散型、综合型，还是相对集中型，从法律内容的连接(或运动)序列考察，其法律结构的内部关系为：(类似)《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起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主要)运行于中部，《行刑法》的相关部分则是运行的完成。当然，该结构关系只是一个关系侧面，并非绝对、孤立的关系范式，它必须与相关领域如刑事学科及法律活动等发生作用。

　　其三是少年犯罪预防的活动结构的内部关系。鉴于这种活动结构整合了所有涉及少年犯罪的刑事预防活动，因此，它涵括上述刑事学科一体化、刑事法律一体化及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等活动中所有的预防内容。除学科预防活动和法律预防活动外，还有司法、行刑处遇的预防等其他相关的刑事预防活动。虽然各国预防结构形态各异，但基本关系都是：学科研究一方面可引发刑事法律的立、改、废;另一方面，就新法律的实施效果进行的学科研究又有可能引起下一轮法律的立、改、废。据此，学科研究活动、法律制定与适用活动编织在一起。不仅有以刑事立法为起点、经过刑事司法至刑事执行而完成的刑事活动，还有刑事学科研究活动及刑事法律经由类似《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至《行刑法》的动态运行活动。所以，这种关系模式也就有刑事立法、犯罪学科群的预防研究和类似《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三个起点及其相应的运行路径。简言之，其关系是三种路径编织模式。基于此，前述刑事活动预防体系的机能是其内部各类结构机能相互结合或相互排斥、相互抑制的结果，也就不难理解。

　　其四是年龄结构的内部关系。各国年龄模式可能各异，故起止点也不同。但从狭义理解，根据我国刑法“二分”刑事预防年龄段结构可知，我国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是在预防对象为十四周岁至十八周岁这一年龄区所限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因此，刚满十四周岁是预防运行机制的启动标志，十四至十八周岁之内是预防机制的运行历程，而满十八周岁则为预防完成。若从广义上考察年龄结构，将预防对象的年龄伸展至十四周岁之前(如十周岁)和十八周岁之后(如二十五周岁)，抑或能否可以择定某些相对更为合理的(年龄)分界点而免去无从操作的困惑，是有待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2、不同结构间的关系

　　不同结构间的关系是指学科结构、法律结构、活动结构和年龄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刑事学科预防的巨大能量大体须经转化为刑事法律及法律的实施这一过程才能最终释放出来。因此，学科预防一般是法律预防与活动预防的先导。而且，至少可以认为，如果把“纸上”的学科预防成果及“纸上的法律”看成静态的，那么学科预防的研究活动及“实际法律”的生成活动就是动态的。另外，学科预防的研究主要是理论上的，刑事立法、司法及执行活动却是实践性的。所以，上述不同结构间的关系是静动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关系。同时，年龄范围与少年犯罪预防的主题又是它们相互之间的重要契合点。

　　三、完善意见

　　我国现有的少年犯罪刑事预防机制为我国当前少年犯罪刑事预防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一体化”是一种整合的动态趋势，故本文拟从结构问题切入，就我国少年犯罪刑事预防机制“一体化”的强化性建设，提出下列完善性意见。

　　(一)学科预防

　　我国刑事学科中关于预防少年犯罪的内容，多少不等但相互关联。当然，在各学科的各类教材中，一般很少在学科一体化上就预防少年犯罪做出系统阐释，即使有一些相关论述，也是各行其是，同时欠缺“瞻前顾后”。目前只是在我国有关犯罪学著述中，才可以找到类似问题的宏观论述。这至少反映了我国学界目前尚欠缺有关刑事一体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及其深度和广度。当然，我国学界也有学者对《中国少年法概论》、《青少年法学》、《未成年人法学》进行过较深的研究。因此，从少年犯罪刑事学科一体化预防体系的角度讲，某种程度上这也可算作对一体化目标所做出的贡献。笔者建议创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学》，其中可设某些章节针对少年犯罪一体化预防展开各刑事学科的综合性预防研究。也可同时加强《少年法学》的整合研究。这些都利于将少年犯罪一体化预防研究向前推进。

　　(二)法律预防

　　如前所言，我国少年犯罪刑事法律分散型立法略有积极之处，但弊端明显。必要时，我们可以采取以德国为代表的少年犯罪刑事法律综合型立法，或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相对集中型立法，将我国处理少年犯罪案件的司法解释提炼后纳入刑事法典，例如制定专门的《少年事件法》或分别以实体法和程序法修正案方式直接插入新的规定。同时，应对少年犯罪刑事法律的某些条款进行相应修改或者补充。比如借鉴国外经验，增设一些针对少年犯罪的刑种和非刑罚处理措施以及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并加强现有刑事法律的操作性和强化监督的真正落实等。其中也包括改革和完善我国与少年案件相关的社区矫正制度、收容教养及劳动教养制度等。关于这些建议的具体论述，笔者另文展开。这里仅想强调，刑法第十七条宜于修正。现行刑法第十七条及有关规定造成了两类少年(即前述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和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至少在决水犯罪、绑架罪、重大盗窃犯罪、毒品犯罪等方面，存在惟恐立法者也始料不及的罪责差异。例如，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可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实施“决水”行为，其目的是针对公私财产或不特定人群的生命、健康安全时，即使“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既不能依决水罪也不能依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将之定罪处罚。而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实施该“决水”行为，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加注：不适用死刑)。”另外，两类少年均实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绑架行为，故意造成被绑架人伤亡的，他们的刑期可能相差七年;均有重大盗窃行为(如盗窃金融机构或珍贵文物)，刑期差可达十年以上。以上这些差异有出自不同罪责规定方面的原因，也存在受年龄划分的固有缺陷影响的因素。关于年龄划分的完善，笔者将在后文述及。

　　(三)刑事活动预防

　　少年犯罪刑事活动一体化预防体系，是整合所有涉及少年犯罪的一切刑事预防活动。尽管学科研究活动、法律制定与适用活动编织于一起，但在学科结构与法律结构中暴露出的问题，前文已述，故这里只强调少年犯罪刑事司法和执行中的相关问题。

　　应当指出，在“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中，我国取得了不少成绩。譬如，据有关报道，上海市检察机关2002年率先推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捕、诉、防”一体化工作机制，对近2000名失足未成年人进行知法、认法、服法教育，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率下降至5%以下等等。当然，成绩远不止此。

　　但仍应注意，司法实践中的地区差异，包括人财物、硬件和软件上的差距。换言之，司法队伍和司法周边环境的建设、各种机制的理顺及观念的转变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在改革开放向深广发展、文化环境多元化的条件下，面对犯罪低龄化、在校学生团伙犯罪、暴力犯罪、作案方式成人化、作案手段凶残化和科技化等少年犯罪的趋势，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少年犯罪的防控任务还任重道远。然而，我国媒体甚至某些学者有一种盲目乐观情绪。他们认为，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矫治成就居世界前列。中国是世界上重新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笔者认为，仅从简单的表面统计数字比较后下结论，是轻浮乏力甚至危险的。即使是以实证方法著称的美国犯罪学界，也有学者对诸如“统一犯罪报告”等所谓权威官方政府统计资料的确实性，表示了高度的怀疑。更何况不同国家犯罪的标准不一，甚至大相径庭，加上调查、统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方面失实因素，因此，所谓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之间的可比性能几何?此外，在司法与行刑时，立法的具体落实难以到位甚至异化，如管制、缓刑和假释适用率过低。同时，我国行刑格局还面临着“监狱爆满”而“社会容纳、包容出狱人有限”的两难困境。这些都揭示了刑事立法、司法预防资源没能优化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这也突出了刑事预防与其他预防的结合(结合处和结合度)需要调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因此，我们应在积极探索行刑社会化与社区矫正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同时，充分有效地利用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机制，合理配置少年司法资源，提高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少年犯罪的刑事年龄

　　我国少年犯罪年龄结构在狭义上是“二分”构造。这种结构模式包含了保障人权、强化操作等积极因素，但它也存在某些固有缺陷。上述“二分”年龄的两类少年在定罪处刑与否或轻重方面形成的极大差别，或多或少也受年龄划分模式固有缺陷的影响。所以，我们可借鉴国外经验，在刑事法律中规定少年进入青年后仍赋予一段特殊的“年龄保护期”，对少年之后的某些青年给予不同程度的司法保护。同时，加强侦查、检察、审判和执行过程中(程序与实体结合)“过滤机制”的建设(如立案与否、起诉与否、定罪与否以及处刑与否等)，更好地减免因年龄划分带来的某些弊端。虽然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但如何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这也有待进一步共同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