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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立法50年保障人权终入法

陈逸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曾参与1979年刑诉法起草工作。

陈逸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曾参与1979年刑诉法起草工作。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曾参与1996年、2012年两次刑诉法修改。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曾参与1996年、2012年两次刑诉法修改。


曾庆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1962年参与刑诉法起草。

曾庆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1962年参与刑诉法起草。


  刑诉法,又被称为“小宪法”,是一部直接关系公民权益和基本权利的刑事诉讼法律,决定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中国刑事诉讼在1979年之前的30年中,并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在上世纪50年代,立法机关曾筹划制定刑事诉讼法,“反右”开始后,该工作停止。在60年代再次启动,很快再次停止。

  1979年,全国人大一次通过了七部法律,刑诉法为其中一部。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进行第一次修改,“无罪推定”入法。2012年,刑诉法进行二次大修,“保障人权”终入法。

  【1979年】

  刑诉立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

  不少人因为提法院独立审判、提无罪推定,被打成“右派”,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1979年刑诉法,“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训基础上弄出来的,不容易。”

  两度起草两度中止

  78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严端,是1979年刑诉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她回忆,早在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就曾组织学者和实务部门研究起草刑诉法,“当时主要是借鉴前苏联以及解放前根据地一些诉讼规定,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几年来的经验,1956年起草出一个草案。”

  1957年,“反右”开始,刑诉法的起草工作停止,而严端也因为上课时表达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赞同,被打成“右派”。87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逸云回忆说:“那时候重大案件都是党委审批,一提法院独立审判,就成了‘右派’。”

  再次启动起草,已是1962年。对于这次起草,79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曾庆敏仍记得,当时达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共识,就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这个大家绝对是一致的,刑诉法不是只针对犯罪,还要保护人民,保护无辜。”

  起草组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形成了初稿,有270多个条文,死刑复核就有七八个条文,但并未形成草案。到1963年2、3月份,曾庆敏听到了刑诉法起草停止的说法,但一直没有正式的传达,起草组也不再开会。后来组织者请几位学者整理了一份起草工作的资料,令曾庆敏遗憾的是,他手中的那些起草资料,在“文革”中都散失了。

  “无罪推定”未入法

  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重启刑诉法起草工作,仍由最高法院负责。严端参与了1979年刑诉法从起草到法律通过的全过程。她回忆,刑诉起草小组主要由学者组成,公检法机关各有自己的修改小组。各组修改后交由法制委员会,统一形成修改一稿。每个小组再讨论,再形成二稿,向全国征求意见后形成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参与起草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傅宽芝研究员回忆,这轮启草是在1963年初稿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他们看到的版本已由曾庆敏他们那时候的270多条,变为200条了。

  虽然刚刚经历过“文革”,但在严端看来,讨论的气氛还可以。这位曾因支持“无罪推定”而被打成“右派”的学者,依然坚持草案应明确无罪推定原则。虽然严端这组的草案写上了无罪推定原则,但最终还是被拿下。

  “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的状态,给《刑诉法》提出了重要的任务,不少条文都是针对“文革”中的问题。严端以《刑诉法》第二条举例,“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她回忆,“文革”时期出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事实就没有查清楚。而《刑诉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进行了明确,也是针对“文革”的问题,“公检法机关都被砸烂了,怎么还能互相配合、互相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