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为职务侵占罪辩护

公安立案有其固定思维，当事人应当从犯罪构成要件和管辖角度提供足够材料，帮助警方认定案情。当事人通常直观的认为对方触犯了企业合法权益并且构成了职务侵占罪，可以予以刑事立案。

本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一、从主体切入区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

（一）从法律规定寻找直观主体[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据此，可以确定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具体而言，包括：

1、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非法占有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

2、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以上人员均是单位正式在册或者在编人员，或有特定的职权、职务，或从事一定具有实际内容的工作，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单位财物而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相对而言，盗窃罪只是一般主体，不需要行为人具有特殊身份。

（二）从司法实践确立犯罪主体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要求行为人与单位存在长期、稳定的人事关系。本辩护人认为职务类犯罪与盗窃罪的在性质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于，职务类犯罪除了行为人非法占有单位财产之外，根本在于他的“渎职性”。这种“渎职”，不要求主体必须是单位的正式员工，因为即使是聘任制甚至劳务员工，在单位都有自己负责或者经手的事项，也就是所谓的岗位职责。在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单位财产时，除了使单位蒙受经济损失之外，实质是一种“信赖利益的破坏”。

盗窃罪的客观表现是一般主体秘密窃取公私财产，彼此之间没有交集性质的“信赖”，而职务侵占罪的落脚点在于“利用职务之便利”。这种职务上的便利，其实是单位基于对个人的信任所创设出来的。因而从法益角度讲，不仅是侵害了单位公共财产，更是对社会诚信的践踏。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一般职员和工人，如果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或者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单位工作地提供具有一定工作权利或便利的人员，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本案中，被告人陈述、受害单位的证明，均能证明犯罪嫌疑均系为受害单位的工作人员，能够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1]

职务侵占罪典型案例如下：

甲公司向乙公司购买燃煤，合同签订后，乙公司委托丙公司运输，丙公司指派员工王某运输该批燃煤。王某在运输过程中见财起意，半路上将部分燃煤运到一隐蔽处卸下，再以煤渣充数。

在本案中，首先从犯罪手段来看，司机王某在运输过程中对该批燃煤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窃取，其显然利用了运输这个职务上的便利条件。
其次从犯罪对象来看，王某所非法占有的燃煤虽然不为其所在的丙公司所有，但由于受乙公司的委托，丙公司对该批燃煤属于合法占有，王某通过以次充好的形式用煤渣换燃煤的行为，是利用骗取的方法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符合职务侵占罪中的犯罪对象。
综上所述，司机王某在运输其所在的丙公司代为运输的燃煤的过程中，采用以次充好的骗取的方式，将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2]

二、从客观方面区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

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在客观方面一个最重要的区分点，就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首先，明确什么是“职务”，《辞海》对“职务”的解释为：“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这里有两层关键的意思：

1、工作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2、拥有“职位”，而不是“职权”。只要是具有一定岗位，拥有一定实际工作内容的职责，包括管理职责和从事具体的业务活动。[1]

现行法律规定：

1999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分别对贪污罪、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涵义进行了解释，其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我们需要从中把握这几个关键词“主管”、“管理”、“经手”。主管财物，主要指领导人员在职务上具有对单位的财物的购置、调配、流向等决定权力。经手财物，主要指因执行职务而领取、使用、支配单位的财物等权力。管理财物，主要指对单位财物的保管与管理。对于以上关键词的把握，决定了能否精准地认识“利用职务便利”在客观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作案手段。根据对上述法律规定的解析，仅利用对工作环境的熟悉非法占有单位公共财产，应纳入盗窃罪的范畴。[1]

三、从刑法“法益维护说”来认定本案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