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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的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所坚持的。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沉淀，决定了目前我国必须严格实施《刑法》中，关于死刑的相关规定，这是与我国社会发展和国情想适应的，同时，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才能正确引导我国早日实现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

　　目前我国《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同时可以明确的是，死刑只有适用于保护法益价值大于生命价值的罪名上，例如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罪。但即使明确了《刑法》的相关规定，也必须明确的是要完善我国有关死刑执行的相关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实现死刑存在的价值，同时也保证死刑实施的精确性、必要性和威慑性。

　　我国在刑罚设置中规定死刑之下的是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对于有期徒刑，刑法规定最高限为15年，数罪并罚的最高限是20年。而无期徒刑考虑自首，立功等状况，也可能在服刑期间实现减刑。但是，我国目前的这种刑种的设置，在犯罪与刑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刑罚结构的调整也因此成为死刑废除道路上的一个必经阶段。

　　从古至今，中国一直保留这生命刑的执行。早在战国时就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百王之所同。”的言论，显然，从中国原始的正义论出发，“杀人者死”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对杀人罪量刑的基本格调，并且延续至今。“杀人偿命”是人类同态复仇的本能表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等害报应观念的具体体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中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说我国是适用死刑制度的国家，犯罪分子在危害社会时手段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并具有不可饶恕的犯罪事实，就以国家的名义对其施以死刑。

　　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后，死刑罪名有68个，与修订前的刑法和单行刑事法律中的74个死刑罪名相比，仅减少了6个死刑罪名。《刑法》分则规定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名 。虽然《刑法》修订后，对死刑的适用条件作了一些限制，坚持了保留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但总体说来，我国的死刑适用几乎贯穿在整个刑事法律中。

　　一方面，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关键问题之上，而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生权利的关注，则体现了各国不同历史背景的差异。人道主义者认为，天赋人权，人的生命不可剥夺。处以死刑就等同与杀人，所以必须禁止。预防论者通常认为，死刑的作用在于其具有威慑性和预防犯罪发生的作用。但在反对死刑，赞成废除死刑的人中，不乏有人认为，死刑并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况且死刑对诸如激情杀人、政治犯罪、欲杀人后自杀者等无法形成其内心恐惧。因而死刑并不具有足够的预防刑罚教育的威慑力。

　　另一方面，人们之所以谨慎地使用死刑，恰恰证明了死刑存在的正当性。

　　死刑的保留是符合公民朴素的法律观念的。惩恶扬善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所承袭的观念，至今仍为广大民众所认同。趋利避害，则是人们衡量利弊得失的本能反映。因此，死刑对社会中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是具有威慑作用的。

　　刑罚的教育作用，是针对那些虽犯有罪行却仍存挽救可能性者才有意义。而在目前依然存在死刑的国家，对于死刑的控制已经非常严格。只有那些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人才会被判处死刑。所以，以身试法的死刑并不违背刑罚的教育功能。

　　在废除死刑的呼声中，我们应该依然保持清醒的态度，以公正、公平的态度分析问题。

　　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对法律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法律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的产物，也是在群体生活中得以传承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一种文化的现象，法律的运作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社会发展和国家的出现，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因素，使得公民需要一种法律以实现对秩序和正义的渴望。而人们对秩序与正义的需求直接导致了法律的产生。法律从某中意义上说是创设了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之所以具有强制执行性，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正义。

　　死刑及其行刑方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能够维护社会秩序，代表了国家、人民的意志，但是，它又以极残忍的方式结束他人的生命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