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坚持为死刑犯辩护？

《新民周刊》记者贺莉丹 撰稿

有“中国死刑辩护专家之称”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李云龙曾为１８个死刑犯辩护，其中有１４人得以“死里逃生”。

１９９２年，一个２６岁的年轻人因盗窃３万元的“红塔山”香烟，被一审判处死刑。按照当时《刑法》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产数额达到了３万元以上，可以适用死刑。李云龙出庭担任二审辩护律师，受害者也为年轻人求情，但仍然无力回天。

经过长时间研究，１９９６年６月李云龙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发表了的题为“盗窃罪适用死刑的比较研究”的论文，认为不宜再将盗窃３万元作为死刑起点线。文章在学术界引发争鸣，后来，他们提出了盗窃普通财物不宜判死刑的建议，被立法部门的采纳，并正式写入《刑法》，从此取消盗窃普通财物犯罪的死刑，只有盗窃金融财产和国家文物等，才能被判处死刑。近日，李云龙教授在沪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

记者：对肖扬所说的“让每一起死刑都经得到起死刑检验”，你如何看待？

李云龙：很多国家对判处死刑的被告都保留上诉权，对死刑实行三审制。在我们国家，一审经中级法院判决后，被告人可以通过二审上诉到省高级法院，按照法律规定，死刑核准应该由最高法院行使，但死刑核准权下放到了省级法院。实际上，我们的两审终审制有时会变成一审终审制，比如说，省高院本身就指定中级法院对这个案子判处死刑，被告人即使上诉也无济于事。死刑之事，人命关天，理应慎重。

记者：在你看来，死刑是不是抑制犯罪的有效手段？

李云龙：毛泽东讲过，杀头不像割韭菜。我国１９７９年颁布的《刑法》中，只有１３个罪名可以判处死刑，我们国家死刑发展严重是在８０年代的“严打”之后，１９９７年的新《刑法》中，有４１４个罪名，其中有７３个死刑罪名，经济犯罪适用的罪名有２８个，占了近三分之一。

世界上许多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都往轻刑法方向发展，废除死刑或限制死刑是一种趋势，对经济犯罪更是很少判处死刑。

１８世纪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了废除死刑的观点，贝卡利亚认为死刑不能制止犯罪，当天判处死刑，当天就有杀人犯杀人，犯罪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各方面因素影响。贝卡利亚认为，“体现着公共意志，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的法律，自己却同样搞谋杀，它为了阻止公民做杀人犯，却安排了一个公共的杀人犯，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贝卡利亚这一学说影响深远。

记者：你认为我们在立法上是否要废除经济犯罪死刑？有的人就认为在经济犯罪领域废除死刑是为贪官污吏开脱罪责，在包庇纵容贪污犯罪。

李云龙：我认为，对严重的杀人、杀死多人的案件应该判处死刑，但应限制当前对经济犯罪的死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经济犯罪都不判处死刑。现在世界上有８６个国家对包括经济犯罪在内的所有犯罪都废除死刑，有３０个国家保留死刑但不判处死刑。一些国家对经济犯罪是用判处１５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来代替死刑。

我认为，当前在刑法的罪名上要减少死刑罪名，对盗窃罪或抢劫罪，只要没有造成人身死亡的，都应该不判处死刑，有些经济犯罪更不应该判处死刑。我也不赞成对受贿案件判处死刑，应该给受贿犯罪人一个改造的机会。贪污罪是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我认为对贪污数额很严重的案件才应该判死刑。

国际刑法规定，死刑犯不引渡。如果我国贪污罪适用死刑，我们就不能引渡出逃到其他国家的贪污犯，也不能追回流失到国外的资产。余振东是第一个国外引渡的案例，只判处了他１２年有期徒刑，因为我们承诺不判他死刑，才能将他引渡回国。

记者：２００２年的一份调查显示，８８％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这是否说明废除死刑尚不具备民意基础？

李云龙：民意不能代表法律，法律的制定有科学性，只有依靠对法律的科学宣传才能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

陈光中：死刑复核要适度诉讼化

最高法院宣告无罪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最高法院现在不想行使这个权力。

近日，７６岁的著名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探讨关于死刑核准制度改革的种种可能走向。

记者：你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提出的“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的观点如何看待？

陈光中：这是具有转折点的变化，无论从程序、从实体看都有历史性的改变，慎杀少杀、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是和谐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严打”的时候一度搞“顶格量刑”，就是可杀可不杀，一般都杀。现在明确地提出要贯彻“少杀慎杀”政策，死刑数肯定会逐步下降。

譬如，三个人参加打架，拿着同样的匕首捅人致死，三人都是真凶，但致命一刀究竟是谁捅的？如果能认定，此被告人可能被判死刑，如果不能认定主要杀人犯，这三人可能都要按死缓或无期徒刑来量刑，就是说一个也不杀。

记者：在你看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能否达到避免冤假错案的目的？

陈光中：最高法院的标准比以前更为严格，但最高法院并不承担死缓以下错判的压力，最高法院将矛盾交给了下级法院，下级法院面临着被害人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这些压力之下不能排除死缓、无期徒刑等一些“留有余地”的错判发生。

记者：很多人关心，对死刑复核案件是开庭审还是书面审，你的看法怎样？

陈光中：按照现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死刑核准是封闭式的书面审查，而不是开庭审查。不仅检察机关不能介入，辩护律师也不能介入，完全是法院的带有行政性质的审查。

我个人主张今后的死刑复核程序要适度诉讼化，死刑程序的适度开放更符合死刑程序的正当化，更符合对被告的保障，也更符合诉讼结构的理性化。被告人聘请律师或法院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死刑复核程序是被告人的最后一道“关口”，作为辩护人的律师介入死刑复核是保障程序公正的最低底线，否则面临死刑的被告人在程序上的人权保障就不充分。

此外，死刑复核开庭不开庭？现在死刑案件的程序审理有两种结果，对死刑案件核准或发回，并无对死刑案件改判之说。实践中往往有一种情况，比如，对事实认定或适用法律有分歧，最高法院庭审查后，可以直接果断地以证据不足或适用法律错误宣告无罪，但现在却全部发回给二审法院，这就将改判或事实不清、需重新审查等难题全部推到下级法院，最高法院只起到“把关”作用。这样是不是合适？我认为，凡是发现疑难问题最高法院全都打回去，这是值得质疑的问题。

记者：在你看来，最高法院如何保障死刑复核程序的实际效果？

陈光中：从未来的发展来说，我赞成对少数案件可以采取听审程序，听审跟开庭有区别，后者是公开审判，前者是不公开的内部审查证据，听取意见，死刑复核的合议庭成员直接下到当地，在当地开听审庭，直接传那些有争议的关键证人、鉴定人，律师和公诉人被害人也出庭，直接对证据进行当庭审查，直接听控辩双方的意见，这样就更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果断做出决定，更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譬如对有些证据不足的案件就可以直接宣告无罪。

最高法院宣告无罪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最高法院现在不想行使这个权力。因为要行使这个权力，你就要下去核实证据。有的案件经过书面审查就发现存在疑点，不能排除矛盾，这些案件是否一律发回下级法院。

记者：有说法认为，最高法院如果对死刑复核案件都开庭是不切实际的。

陈光中：我赞成一般情况下不开庭，但人命关天，最高法院有权利也有义务在个别情况下听审。假设最高法院中一个死刑合议庭一年要审查死刑复核２０个案件，如果其中听审了５％，一年死刑合议庭就下去听审一次，这并非做不到。这有利于做到“有罪就判，无罪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