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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一、对被告人C×的犯罪行为，应以其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客观评价。

1、公诉机关依据L×的供述，指控C×协助同案被告人L×在春节前后贩卖毒品1230克给李×，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实际交易数额应认定为950克。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本案另一被告人李×多次供述从L×处购买的毒品实际为950克。在《刑事侦查卷宗（证据卷）一》（以下简称《证据卷一》）第26页“我贩毒一共干了三次，三次贩的都是冰毒，第一次有四十八克，第二次有一千克，第三次一千八百多克……”；同卷第41页“……第二次我花30万元人民币购买1公斤冰毒，我到家称有950克……”。其二，从同案被告人李×供述的交易价格上看，30万元也刚好能够购买1000克（经李×实际称重为950克）。

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条：“只有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同案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者与毒品交易另一方的供述相互印证，并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才能定案。此种情况下认定毒品数量应当坚持“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因此，在毒品缺失的情况下，各被告人的供述不一致，对各被告人应以“就低不就高”来确定毒品的交易数量，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做出认定。

2、C×提供银行卡中的毒资只占到交易总毒资的三分之一。在本次毒品犯罪中，从最初的谈判到进货、交货等关键步骤C×都未曾实际参与，亦不知晓。对于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手机短信，系用相机拍摄的传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发短信的手机号码也没有相关的身份信息佐证，而且与起诉书指控的C×和L×共同犯罪没有关联，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时，该份证据也没有在卷宗的证据目录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5条第一款的规定：“公诉人要求出示开庭前送交人民法院的证据目录以外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如认为该证据确有出示的必要，可以准许出示”，因为该条短信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2011年3月3日，与起诉书指控的C×协助L×毒品犯罪的时间（2011年春节前）没有关联，没有出示的必要，依法应不予认定。

二、C×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较小。

1、本案毒品购买方李×本身吸食毒品，在庭审中，李×辩护人问李×，其吸毒的数量和周期，李×回答每天都吸食，而且大量的吸食。因此，就被告人C×提供帮助所涉及的毒品流入社会的数量来看，实际交易的950克扣除李×准备退给L×的300多克（公安机关扣押）和自己每天大量吸食的部分，实际流入社会的毒品数量比起诉书指控的1230克要小的多，社会危害后果相对降低很多（起诉书中指控的第二起毒品犯罪的克数包含李×准备退给L×的300多克，这一点公诉机关也予以认可）。   

2、C×应当是不同于其他毒品犯罪的案犯，在其知道L×贩毒后，一直在劝导L×不要从事贩毒行为，在主观上C×对于毒品犯罪是排斥的，《证据卷一》第85页，L×供述“……我第一次贩毒她就知道了，但是她不让我干……”，本卷第89页L×供述“她知道你贩卖毒品吗？知道，第一次她就知道，她不让我贩毒，……”。C×最终卷入本次毒品犯罪，辅助L×进行毒品交易并非为获取利益，而只是出于对L×的个人情感，不忍心拒绝，以致于误入歧途。C×银行卡里面10万块钱取出来后也全部给了L×，其并未享用该笔钱款。《证据卷一》第105页，“在L×四川老家时，我用我的农行卡取出10万元钱给L×了，另外20万是L×取的……”。公诉人在庭审中问被告人C×与L×两人的钱是不是混在一起时，C×回答两个人的钱是分开用的，同卷第109页“问：L×这次给你分钱了吗？答：没有，我们一起生活的，……”，可以看出C×没有贩毒获益的主观目的，主观恶性很小。在毒品交易过程中，C×从未分取犯罪收益，也进一步证实其提供银行卡之目的并非出于寻求毒品交易，而只是情感原因，这可以说是其犯罪动机和起因。

三、被告人C×系从犯，具有两个法定的从轻、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量刑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