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量刑】对受贿罪以贪污罪量刑不合理性分析

　　对受贿罪以贪污罪量刑不合理性分析

　　承前所述，受贿罪以贪污标准来量刑，分为九个档次，似乎分得蛮细了，但实际上，受贿罪在很多方面与贪污罪是根本不相同的，以贪污罪的标准来划分量刑档次是很难体现受贿罪的诸多特征的。两罪的主要区别有：

　　1、主观恶意不同。贪污者的恶意在于利用自己的职权侵占本单位的财物，有直接滥用职权之恶意;受贿者的恶意在于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向他人收取或索取财物，不能确立其是否滥用职权。就滥用职权这一层面来考察，二者恶意显然不同。其中，被动受贿者 主观恶意要轻于贪污者，然而索贿者的主观恶意则要远远重于贪污者。恶意不同，处罚亦应有轻重之分。

　　2、侵害客体不同。贪污侵害的客体一是公务的廉洁性，二是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受贿侵害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市场的公平交易规则。

　　3、行为方式不同。贪污的行为方式有利用职务之便盗窃、侵吞、骗取等;受贿的行为方式主要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和索取。在具体行为方式上，贪污是“刺拳”，一拳即可成立;而受贿必须是一套“组合拳”，不仅要收受或索取他人贿赂，而且还要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这里的谋利，既可能是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也可以利用他人的职务之便，既可能是正当利益也可能是不正当利益。手段不同，反映主观恶性不同，社会影响力也不同。

　　4、社会危害性不同。贪污后如把所贪财物退出，社会危害性就明显降低;而受贿即便将贿款退出，也难以消除其因受贿而对职务不正当行使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如同样涉案10万元，贪污者最多使单位受到了10万元的财产损失，而受贿者则可能因收受该10万元钱而滥用职权，不正当行使职权，使国家财产受到千万元的损失，或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如纂江虹桥跨塌案，受贿数额虽小，但量刑也在无期徒刑。即为此理。

　　5、主体不同。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贪污的主体另外还有刑法第382条第二款规定的“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6、主要证据的类型不同。贪污犯罪的主要证据是书证、物征等客观性证据，因为贪污犯罪行为必须在这些客观性证据上体现出来;而受贿罪的主要证据是言词类证据，必须行贿人与受贿人证言一致，方可认定。这也是贪污罪翻供少，受贿罪翻供多的根本原因之一。贪污有账有据可查，而受贿只有口供定案。这里涉及认罪态度问题，也是影响量刑的。

　　基于上述诸多区别，笔者认为，对受贿罪这样一个大罪居然没有独立的量刑标准，而是比照贪污罪来量刑，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这可能是因为受贿与贪污自古以来是中国的打击的两大腐败行为，有二者行为之一者，均为贪官，既同为贪官，就应同罚。但是，受贿和贪污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犯罪行为，有上述六大区别，怎能混为一谈，适用一模一样的量刑标准呢?打个比方说，人生病了，怎能用兽药呢?能对症吗?病能治好吗?从刑法的功能而言，刑罚要有导向功能，能导向人们形成良好的习惯;同时还要有惩戒的功能，使人觉得自己什么事情做错了，下次不能再做;刑罚还有教育功能，教育大多数人不要步犯罪者后尘; 这一切，都要以罪刑相适应为基础，这也是罪刑均衡这一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近代刑法学之父”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 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也精辟地指出：“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这里的“称”，也就是相适应的意思。 怎样乱呢?荀子说：“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 这里所谓的“侮”，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犯罪的耻辱就会变成法律的耻辱。因为罪刑太不相称，轻罪重罚，重罪轻罚，人们对犯罪的痛恨转变为对法律的仇视。 所以，罪刑不相适应，罪重于刑、罪轻于刑、罪不对应于刑，都会使刑法的功能大打折扣。受贿的量刑以贪污为标准，就象大人穿了小孩衣服，不可能达到罪刑相适应。不能做到罪刑均衡，就不可能实现公正，更遑论刑法的三大功效。在司法实践中，受贿的发案率要远高于贪污，受贿情形也要远远比贪污复杂，司法机关面临的受贿案的处理任务也要远远重于贪污案，再以贪污罪作为受贿罪的量刑参照，有点头重脚轻、比例不谐之嫌。从国外刑法看，对受贿罪均是单独设立罚则的。因此，对受贿这一个大罪而言，将之量刑依附于贪污罪之上，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是不具有强操作性的。基于上述区别，受贿罪如果以贪污罪来量刑，罚必难当其罪，难当其罪，就难以有针对性地打击受贿犯罪，就难以对受贿犯罪进行有效的震慑，就难以对受贿犯罪进行有效的预防。